出版研究 /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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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锦秀、骆祥 | 面对性骚扰,我起诉会赢吗?
2021-08-19       何锦秀、骆祥

引言


8月14日,针对最近阿里女员工性骚扰事件的持续发酵,济南公安发出了最新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为,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两名嫌疑人王某文、张某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被济南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表明有强奸犯罪的事实发生,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由于证明构罪的证据要求较高,需要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姑且不管两名嫌疑人是否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本文从民事侵权的角度考量,当企业的员工在面对性骚扰时,是否可以得到相应的民事权利救济?


早在今年3月份,上海杨浦法院就有民法典时代首例性骚扰判决的案例[1]。法院判决被告徐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8万余元,并书面赔礼道歉。在此案中,原告方举证的证据有:上千条微信、短信等骚扰信息,内容极其淫秽、低俗,甚至提及“强奸”“自杀”;被告徐某两次写下的保证书,保证不再骚扰原告;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徐某多次以发送骚扰短信拨打骚扰电话的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违法行为;原告亲友相关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徐某的骚扰下,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最终,上海杨浦法院作出上述判决,此案是民法典实施后上海的首例性骚扰损害侵权责任纠纷案,对未来职场性骚扰案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本文结合近期阿里女员工被性侵扰这一事实,可以引起广大企业职工尤其是女性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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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法律中关于性骚扰行为及救济途径的规定  


《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本条为新增条款,结合法律规定及性骚扰的本质,我们认为性骚扰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类型:言语型——性挑逗、黄色笑话、评论受害人的隐私部位、言语要求发生性关系、利用升职、保送等条件提出性要求。文字型——向受害人发送包含淫秽、性侮辱、性暗示等内容的电子邮件、微信、短信等。图像型——通过电子邮件、微信、彩信、QQ等向受害人发送带有性骚扰性质的图像或视频。肢体接触及裸露型——抚摸、拍捏、亲吻、搂抱、对受害人做猥亵动作,包括暴露其性器官等。我国从立法的层面赋予了公民在面对性骚扰时有救济的权利和依据,即有法可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的身体权、人格尊严权受非法侵害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性骚扰会在不同程度上给绝大多数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反常情绪最为多见,具体表现为:焦虑、愤怒、耻辱、惊恐、自责、抑郁、狂躁、沉浸在自杀及自残的意识中等,严重的会改变受害人的人格特征,甚至终身都难以治愈。同时,受害者人身体也会出现反常情况:头晕、头痛、恶心、失眠,食欲和抵抗力下降、药物依赖等。在性骚扰事件,部分受害人会被舆论恶意解读,从而受到二次伤害。因此,假如公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遭受性骚扰,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身体权受侵害了,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第5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者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第5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法分别从受害妇女的角度规定,在受到性骚扰时有权向单位和机关投诉,也有权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研究相关判例,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原告需要注意保存相关的证据;以及单位在接到相关投诉时,应当及时作出处理,否则给与公司相关部门的责任人行政处分;加害人在被投诉后,查证属实的,应当给与其行政处罚,或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其他诸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等法律文件也对性骚扰作出了规定,以保护妇女在职场中的合法权益。


有关性骚扰侵犯人权的案例分析


(一)徐某、刘某与成都市某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2]

此案发生于2018年7月,当年8月原告徐某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起诉到法院并被立案,2019年7月,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某与原告徐某单独相处时拥抱其不放,并在对方明确抗拒和反对之后仍然不放手,行为超出了一般性、礼节性交往的范畴,带有明显的性暗示,违背了徐某意志,并对其造成了精神伤害,构成性骚扰,判令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徐某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上诉,刘某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徐某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某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以及认定单位责任。2020年7月2日,成都市中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结果。


二审结束后,一审被告刘某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中,刘某称,第一,这次拥抱不具有骚扰的法定特征,不存在触及女性隐私或敏感部位等问题,并没有违背徐某的意志。第二,根据双方的交往情况,双方会以拥抱的方式给与鼓励,系徐某主动拥抱被其推开。第三,徐某已向第三人明确双方的拥抱不是性骚扰。


四川省高院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拥抱事件发生后,徐某联系了其男友赵某及某公益的主要负责人李某表达了刘某的拥抱行为带来的不适感,并向同事倾诉。经过公证的聊天记录以及刘某与赵某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刘某多次向徐某表达歉意。说明刘某对徐某的拥抱行为确实给徐某内心造成了伤害。刘某虽称该拥抱行为系徐某主动实施,刘某曾两次推开徐某,但刘某在一审答辩意见中并未提及该情节,且该主张与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该拥抱行为但认为该拥抱系礼节性的、拥抱性的安慰行为之陈述相矛盾。因此,刘某关于本案拥抱系徐某主动实施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公证书、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结合庭审时双方的陈述认定刘某的拥抱行为违背了徐某的意志,构成性骚扰不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即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性骚扰,四川省高院驳回刘某的再审申请。


此案作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首案且胜诉第一案,对推动职场性骚扰防治意义重大。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刘小楠认为,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再次确认被告存在性骚扰行为,值得肯定。二审判决中法官对性骚扰做出的界定:过度的且造成威胁的、敌意心理的语言、行为、信息、文字、图像等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权。但“过度的且造成威胁的、敌意心理”的表述并不准确。我国立法中应该明确对性骚扰做出界定,以避免司法诉讼中,法官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界定性骚扰,可能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3]。


在《民法典》实施后,法律条文以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作为界定性骚扰的标准,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受害人在证明加害人违背自己意愿的时候,证据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法官才比较容易认定构成性骚扰。若非要证明加害人的行为属于“过度的且造成威胁的、敌意心理的”,则证明标准过高,的确不利保护受害者,立法是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依据,司法实践反过来又不断在推动着立法的完善。


下面一则案例中,原告遭受性骚扰的诉讼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二)杜某与吕某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4]


法院认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吕某主张杜某在工作过程中对其进行性骚扰,并报警说明情况,在天华路派出所调查中,杜某出具保证书,表示自己会认真反省,保证自己“绝不通过言语、肢体骚扰她人。除工作之外绝不和吕某有任何接触”。另外,天华路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其他两名酒店员工亦反映杜某“平时聊天爱开黄段子”“有时候开玩笑开的有点重”,杜某在一审询问笔录中亦承认“人多时我可能说过黄段子”,综合以上证据,吕某关于曾受杜某性骚扰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推定杜某的行为侵犯了吕某的人格尊严,并据此酌定其赔偿吕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无不当。杜某作为所在单位的厨师长,具有一定的管理地位,应充分尊重女员工的人格尊严和内心感受,规范自己的言行,营造文明健康的工作环境。


本案原告吕某,提供证据有原告吕某对于被性骚扰事实的陈述,并报警说明情况;派出所调查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被告杜某的自认,承认自己在人多时说过黄段子;以及被告杜某在派出所调查中出具的保证书。因此,法院综合以上情况,认定原告吕某被性骚扰存在高度可能性,从而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被告杜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二审维持原判。


下面一则案例中,因原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存在性骚扰行为,而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三)张某某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5]


北京市通州法院在本案判决书中认定事实如下:张某某于2015年6月9日入职京东公司,担任品类运营职位,王某某原为京东公司产品组高级经理,二人在职位上属上下级关系。2015年6月12日晚,王某某与张某某在王某某租住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的房屋内发生性关系。后双方又陆续发生数次性行为。2018年7月2日,张某某自京东公司离职。2018年10月15日,张某某向公安部门报案称2015年6月12日19时至2015年7月中旬,其多次在海淀区西苑城中村一群租房中被王某某强奸。2018年11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做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张某某所控告的案件不符合立案条件,故决定不予立案。法院认为,性骚扰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其性质仍属一般侵权纠纷,张某某仍应就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王某某虽与张某某发生过性行为,但张某某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王某某发生性行为违背其自身意愿,张某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某某存在其他性骚扰的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案中,原告张某某之所以败诉,既没有举证证明其与王某某之间的性行为系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没有提供王某某有其他性骚扰行为的证据,一方面由于张某某的证据意识不强,没有收集到关键证据;另一方面,本案发生并处理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证明标准相对较高,才致使本案原告张某某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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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的举证


权利意识不断觉醒让更多的人愿意公开指认性骚扰行为,但由于职场性骚扰具有高度私密性,加之造成的后果多为精神损害,证人或物证均难以取得,所以女员工在遭到性骚扰后难以收集证据,维权难度系数相当高。性骚扰的发生具有突然性,形式多样,有的仅仅是一个动作或是一句话,要将这种瞬间发生的骚扰行为及时固定下来比较困难。因此,要想真正有效地抑制性骚扰事件的发生,除了要依靠完善立法来加强对被骚扰者的保护以外,还需要被骚扰者自己学会掌握科学合理的取证手段来提取证明性骚扰的有力证据。

 

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民事诉讼法》 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性骚扰案中,原告如主张遭受性骚扰并索赔的,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如不能提出证据或证据不足,必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被“性骚扰”后,受害者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收集证据:


1、当事人陈述: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对事发经过及其他相关事实的陈述是案件定性的关键证据。这种陈述包括原告对案发过程的陈述和被告对案发过程的陈述与辩解。实践中,很少有被告会承认自己有性骚扰的行为,甚至被告本人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都非常少见。在利己心理的驱使下,双方的陈述都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必须避免过分夸大或虚假陈述,保证在诉讼中做真实陈述。


2、电子数据:带有骚扰性质的短信、微信、QQ、往来电子邮件等。这类证据一定要在线保存,不要从电子数据的原始载体中或APP中删除,同时需要明确施暴者的身份,排除冒充或者恶作剧造成误伤。


3、视听资料:被告对原告进行骚扰性质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等。进行录音、录像时要提及双方的身份,特别是施暴人的身份。在诉讼中,需要提交录音录像的原始载体,所以录制完成后应妥善保存避免删除。在录像时,重点录制肢体性接触。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包括小区公共区域、公交车内、出租车内、电梯、酒店大厅或楼道、写字楼大厅或楼道。监控保存时间较短,需注意时效性,防止被后边的视听资料覆盖。


4、书证:被告向原告出具道歉信(或保证书),其内容必须包含性骚扰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其他带有骚扰性质的文字材料等。此外还包括受害人因骚扰行为产生的身体和心理损伤,到医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诊疗记录等,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5、证人证言:性骚扰一般发生在隐蔽的场合,缺乏目击证人。在职场或下班应酬中的证人的身份很可能与双方都有关联性,导致证据的客观性存疑。很多证人不敢出庭作证也是证人证言难以取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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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直到触及界限,才会休止。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在职场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6]职场中身处弱势的女性员工,有时难免会受到上级领导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行为举动所困扰,此时不要光反求诸己,同样可以寻求亲友同事的帮助,更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随着性骚扰案件司法实践的积累,职场人证据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关于性骚扰案件的胜诉判决一定会越来越多。


【参考资料】

[1] 《民法典实施后上海首判职场性骚扰案》,载于法治周末报微信公众号,发布日期:2021年3月22日,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8月17日,网址 法治周末包“”https://mp.weixin.qq.com/s/3TsGMqq3EXQcp6gQ0p3dBg
[2] (2020)川民申4679号。
[3] 《首例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原告:判决还了我们一个公道》,发布于新京报,发布日期:2020年7月10日,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8月17日,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825162793472523&wfr=spider&for=pc
[4] (2021)京02民终5153号。
[5] (2020)京0112民初20884号。
[6]  转引自罗翔:《法治的细节 性侵犯罪是一种高诬告率的犯罪吗?》,发布于澎湃新闻,发布日期:2021年8月10日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8月17日,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6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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